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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博士论文选题期间，我的导师偶然提到，他有一位意大利朋友家附近，有家中国人开的咖啡吧。我当时很震惊，因为在我的认知里，咖啡吧是意大利日常城市文化的核心空间，从早到晚都有意大利的男女老少在那里社交、闲聊，而身处社会边缘的“隐形”的华人移民，怎么会去经营这样一个象征性极强的城市文化空间？我也留意到意大利媒体略带调侃的报道背后所隐含的警觉甚至焦虑的语气。比如，有一篇报道大大的标题下写着：“明天，这家百年咖啡吧就要开始讲普通话了。”于是，我请一名当时在博洛尼亚读研的朋友，在他熟悉的街区做了一次简单的走访。结果，他在步行范围内就标出了二十来家华人经营的咖啡吧。我这才意识到：在意大利，华人经营咖啡吧绝不是零星的个案，而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文化现象。我不禁发问：一个常常不被看见的移民群体，怎么会进入这样的核心文化空间？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就是我的博士论文所要研究的课题。虽然当时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框架还不够清晰，但民族志层面上的研究问题已经非常明确：一个长期被视为“他者”、往往疏离于主流社会生活的移民群体，为何以及如何能够进入当地文化的核心空间？

　　邓婷：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首先，意大利的传统咖啡吧­——以及那些家庭经营的传统小餐馆——在过去的十多年都经历着大规模的关门潮。这一现象的背后有很现实的人口问题。咖啡吧的老板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意大利南部或周边农村进城的第一代移民家庭。他们用务工的积蓄，开一家小店，做点小本生意。咖啡吧门槛比较低，技术要求不高，还能兼卖零食、公交票，代收水电费，有些甚至还附带棋牌室。如今，这批咖啡店老板年纪大了，陆续到了退休年纪，而他们的子女大多接受了更好的教育，不愿像父母那样生活，每天守在店里十几个小时。这些咖啡吧面临的局面只有两种：要么结业，要么转手。那转手卖给谁呢？意大利的人口出生率很低，而且很少有年轻人愿意进入这种工时很长的自雇型行业。真正有可能接手的，往往是外来移民，尤其是那些愿意从事劳动密集型、自雇式小本经营的群体。

　　接手咖啡吧的华人家庭，大多已经在意大利生活多年。有的早年在工厂做工，有的则是流动摊贩。他们在经过了早期的资本积累之后，希望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做点小生意，就像之前的许多意大利农村移民在城市扎根后，通过开咖啡馆营生一样。另外一些原本从事其他小生意的华人，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不得不寻求行业转型。这时候，大量待售、行业门槛较低的传统咖啡吧，就成为了这些华人的商业契机。此外，大约在2003年，意大利出台了一项新法律，允许咖啡吧内设置。这一政策相当于为咖啡吧增加了一项几乎无需额外劳动成本的收入来源，也进一步提升了此类咖啡吧的吸引力。

　　那为什么接手咖啡吧的华人中，温州人居多？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温州人本来就是意大利华人的主体。温州人移民意大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战后；而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更是最早地大规模前往意大利务工和经商的华人群体。我也碰到过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华人经营咖啡吧的案例，不过数量上没有那么多。大量温州人进入咖啡吧行业，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意大利咖啡吧所依赖的自雇式家庭经营模式。温州人移民欧洲，通常以家庭为单位，而他们从事的行业或经营的生意，也大多是“夫妻店”或“全家店”的模式，恰好与意大利传统咖啡吧的运作逻辑高度契合。相较之下，其他的一些移民群体，有的以男性单独移民为主，有的则可能因为文化或宗教原因，女性较少公开参与店铺经营，也就很难提供足够的家庭劳动力来支撑长时间营业的咖啡吧。再加上，在咖啡吧这样的服务行业中，有效利用女性劳动力站在吧台后面吸引顾客，本身也是一种常见的经营策略。

　　说到温州人，很多人会联想到一种刻板印象，比如“温州人会做生意”“天生有经商头脑”。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模式”，到后来遍布全国乃至全球的温商群体，确实有相当多的温州人从事着各种形式的商业活动。然而，如果把“温州精神”简单地归结为某种固有的地域文化特质，其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历史条件与政策环境，往往就会被掩盖。有一次，我跟随一名意大利华人访谈对象返乡，在温州瑞安的农村见到了她的阿姨。她的阿姨告诉我，她原本护照签证都办好了，准备像兄弟姐妹一样去意大利，不过最后并没有成行。她骄傲地告诉我：“因为我儿子有出息，已经在读研了，以后还要考公，当公务员，嘛还要出国做工，赚辛苦钱？”

　　这位阿姨的话点破了一个关键：所谓“温州人爱做生意”，与其说是某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不如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那些缺乏其他社会上升通道的人们所做出的生存选择。温州地区素有 “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在这样的地理约束之下，小手工业与经商活动成为重要的谋生方式。长期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得不背井离乡，在外地乃至海外寻找生计与流动的可能。类似地，在意大利，温州人经营咖啡吧的现象，也并非源于某种“文化基因”，而是多重结构力量交汇的结果。意大利社会的老龄化与产业更替，华人移民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组织方式与经济理性，再加上一个恰到好处的历史机遇窗口，多重力量的汇合，才形成了“意大利人退出，华人接住”的局面。这并非简单的族群替代，而是意大利人口和经济结构转型与移民能动汇的结果。

　　至于未来会不会发生变化？当然有可能。随着华人移民后代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确实会有一部分人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离开这一行业。然而，当下的意大利社会面临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薪资水平较低以及职场隐形天花板等结构性问题。一部分华人后代即便拥有高等教育的学历，也未必能够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中谋得与其期望相匹配的出路和发展空间。我认识不少本科主修经济、法律、心理学，或是毕业于音乐学院的华二代，都在短暂进入白领职场之后，重新回到了自由度和收入往往更高的咖啡吧或其他自雇式家庭经营的生意之中。

　　邓婷：这也是我最初研究兴趣的一个关键点。在传统认知中，海外华人的经济活动往往被归入所谓的 “唐人街”模式或族裔经济的框架——例如用红灯笼等带有刻板印象的中国符号来吸引顾客的中餐馆或杂货铺。意大利华人经营的咖啡吧则不同。在我看来，这是海外华人群体首次将居住国的核心文化产品作为自身的主要谋生手段。他们售卖的不再是“中国性”，而是“意大利性”。Espresso（意式浓缩咖啡）是和意大利国家身份认同和公共生活深度绑定的文化符号，意大利政府甚至正在为espresso申请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谓的“传统”咖啡吧往往具备几个典型特征。首先，它们拥有相对固定的客源，每天光顾的常客往往以退休老人和移民劳工为主。这些顾客的日常社交生活往往围绕咖啡吧这一空间展开。他们不会因为一杯咖啡的口味瑕疵，或者老板的华人面孔，就轻易离开。这种高度稳定的常客网络，为新接手的华人经营者提供了最基本的客源保障。其次，这类咖啡吧的经营项目相对简单，主要包括以espresso和卡布奇诺为主的咖啡饮品，几种基础的含酒精饮品、早餐面包、简单的意式三明治等，无需复杂的创意调酒或特色餐食。这种相对简易的产品和服务清单，让新的经营者能够快速上手。更重要的是，这些常客通常只点自己熟悉的产品，他们不期待，甚至不欢迎创新。正如我在书中所描述的，华人老板在购店时接手的，并不仅仅是一家咖啡吧的经营权，而是一整套已经运转成熟的配置系统。这包括店面的空间布局、家具设备，也包括供应商网络、固定客源，甚至咖啡吧内部既有的社交氛围。新的经营者大可以沿用原有的咖啡豆供应商、酒水供应商、烘焙店的关系等。这种整体接手的模式大大降低了行业准入的风险与门槛。我在田野中发现，很多华人老板甚至会刻意避开那些需要更高“文化资本”的咖啡吧，比如主打创意调酒、面向年轻顾客、强调创新的新式咖啡吧，因为这样的咖啡吧空间意味着他们必须具备更深层次的对本地文化的理解以及社交资本。

　　从产业层面看，华人接手咖啡吧的现象同样得益于意大利高度成熟的咖啡产业体系。意大利的咖啡吧所销售的咖啡以espresso系列为主。咖啡烘焙商多为中小型企业，通常在本地及周边地区销售咖啡豆，向各家咖啡吧提供已经烘焙好的配方袋装咖啡豆，同时配套供应espresso咖啡机等设备，并提供上门维修与技术支持服务。这是一个高度细分的供应体系。咖啡吧的经营者其实只是咖啡机的“操作者”，处在整个咖啡供应链的最后一环。华人经营者往往只需在亲友或烘焙商的指导下学会如何操作espresso咖啡机，而无需掌握咖啡豆产地、拼配或烘焙工艺等更为复杂的专业知识，便可以为顾客制作出符合其预期的咖啡。也就是说，咖啡供应终端的高度标准化降低了咖啡吧经营的技术门槛，使咖啡知识相对有限的自雇式经营者也能迅速上手。也正是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下，以家庭自雇劳动力为主的传统咖啡吧才得以遍布意大利的大街小巷，覆盖咖啡消费的大众市场，为意大利居民提供高度标准化且价格亲民的咖啡及其他日常消费产品。

　　邓婷：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拧巴”来形容——互相看不上眼，却又谁都离不开谁。意大利人作为主体民族，其实有着很强的国家身份焦虑。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意大利统一于十九世纪中叶，相较于英法等其他主要欧洲民族国家，建国时间相对较晚，且南北差异巨大，地方主义盛行，长期以来难以确立一种清晰而统一的民族认同。意大利统一时期有句名言：“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早在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时期，意大利政府就试图通过推广时尚、电影等物质文化来建构国家身份认同。二战以来，随着 “意大利制造”的崛起，这些物质文化更是成为意大利重要的国家名片，与所谓的“意大利性”深度绑定。然而这种建立在文化独特性基础上的身份认同，却受到了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冲击。当资本、商品、人员都在加速流动时，“什么才是真正的意大利文化”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不少意大利人把大量涌入的外来移民看作文化上的“入侵者”。他们对不同的移民群体有着各种各样不实的刻板印象：比如，中国人只知道工作，不会生活，中国人的店总是开着，而且钱的来路不正；又比如，北非移民都是 “毒贩子”，东欧女性都在从事易，等等。他们似乎需要通过对移民这一“他者”的刻板化想象来映照自身独特的民族性和优越感，及其身份认同的文化合理性。这也呼应了萨义德所讲的“东方主义”—— 所谓西方，是通过东方这面镜子来认识和界定自己的。另外，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大量中资的进入，意大利社会对中国人的情绪也变得更为复杂。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羡慕嫉妒恨”：既羡慕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华人的挣钱能力，又不满于“为什么钱都被华人赚走了”。而这种情绪的背后，其实是意大利本土经济长期停滞、机会有限的现实。

　　当然，结构性的因素也很重要。华人经营的传统咖啡吧，大多是以男性为主的工人阶级社交空间，其主要顾客群体也多为男性退休工人和移民劳工。我的一个访谈对象表示，她起初对“老外”抱有一种“美好的想象”，以为他们都知书达理、素质很高，但在家里经营咖啡馆之后，她才发现“老外”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好。她告诉我，她店里的很多“老外”成天喝酒、乱花钱、不顾家，而且举止粗鲁。这种认知上的落差，使他们在下班后并不愿意将店内那种表面的“共愉性”延伸到店外。而且，咖啡吧的华人经营者多为第一代移民的年轻子女，而他们的顾客往往年龄偏大，在人生阶段和社交圈层上本就很难重合。再加上华人移民的家庭式经营模式非常依赖族裔内部的亲属与社会网络，跨种族婚姻往往被视为对家庭稳定性以及家庭式经营模式本身的潜在挑战。

　　邓婷：最触动我的瞬间，大概就是我在书的“间奏”部分所描写的“抓贼”的一幕。在那次事件中，华人老板和来自不同族裔的顾客确实体现为一种跨族裔的社群（community）。当时，华人老板与两名南亚小伙一起冲出去抓住小偷，回来后又接受了在门口翘首以盼的全体在场顾客的关心和欢呼，这件事也随即成为整个社区的焦点话题，每个人都在津津乐道。我由此看到了一种强烈的社区认同，以及这种跨族裔的团结和互助是如何在某个具体事件里被激发和见证的。

　　意大利的公共舆论很少直接使用 “种族”这个概念，很多人认为种族只是“美国的问题”。官方人口统计通常只询问国籍或原籍国，而不会按照人种分类。但这并不等于种族主义不存在，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意大利，更常见的是一种“文化种族主义”（cultural racism）。比方说，你不会听到有人说“你是黄种人”，但会听到 “你们中国人都是这样，我们意大利人都是那样”这样的话。在这种话语中，文化成为一种具有本质化，甚至种族化属性的概念，仿佛是刻在基因里的、与生俱来的特质。按照这样的逻辑，一名华人无论在意大利生活多久，都很难被视为 “意大利人”。与美国社会常见的 “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这一融合性身份不同，“华裔意大利人”这样的概念在意大利几乎不存在，至少很难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意大利的种族主义往往更为直接，其表达也更为“坦然”，因为很多人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话语或行为是种族主义的。比如，有人会当面说：“你们中国人都很勤劳。”这句话未必带有恶意，甚至听起来像是一种夸奖，但其实暗含了一种种族化逻辑，用以合理化“我们不一样”的区隔。这也恰恰反映出意大利社会在文化与种族概念上的批判性意识相对不足。我的不少亚裔美国人朋友，在去过意大利之后甚至表示，意大利是他们去过的“最种族歧视的地方”。通过对比美国和意大利对“种族”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看到，种族主义往往并非以同一面貌出现，而是以高度本土化的方式呈现。

　　有趣的是，尽管外来移民群体身处社会边缘和种族等级结构的底层，他们也在主动建构和挑战既有的种族叙事和等级秩序。我在田野中常常听到华人移民表示，华人在意大利的成功，源于华人比意大利人和其他国家的移民都更加勤劳。我也听到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抱怨“意大利人太懒了”，同时称赞 “中国人很勤劳”。这些叙事一方面挑战了意大利既有的种族等级秩序，但另一方面，也复制了那种把移民群体种族化的文化本质主义逻辑。总体来看，我发现意大利华人关于种族的理解和话语实践呈现出一种自成体系的混杂形态，融合了他们在中国社会中形成的经验和认知，也吸纳了他们在意大利习得的本土经验，既有对现有的种族等级秩序的赋值，也有挑战。

　　邓婷：当然有。我分享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吧。我当时刚刚上一辆公交车，有一名黑人男性也在同一站上车。他穿着西装，拉着登机箱，看起来像是商务旅行。上车后，我们都站在司机背后的位置。他用英语很客气地向司机问路，但是司机的反应很大，态度十分恶劣地冲着他用意大利语喊“听不懂”，并且抱怨他为什么不学意大利语。然后，他好像情绪有些失控，突然对着我大喊大叫，说：“你来我们国家，学我们的语言了吗？”我当时觉得非常莫名其妙，因为我从头至尾是一个旁观者，并没有说一句话，却因为我的华人面孔被卷入其中。

　　作为一名研究者，我并没有那么在意那名司机对我的言语攻击。对我而言，田野中负面的经历，也可能是宝贵的田野素材。但当时我就在想：如果站在那里的，是一个在意大利出生、长大的华人移民二代，他或她又会怎么想？会不会立刻意识到，无论自己多么本地化，意大利语多么流利，在很多意大利人眼中，依然会因为一张华人面孔而被视为 “他者”？这种日常的、细微却持续的排斥和“微歧视”（microaggression），是否会提醒他们，自己或许未必真正属于这个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身份认同？

　　邓婷：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举个例子来解释。去年，我采访过普拉托（Prato）的一家服装公司。老板是一对三十多岁的华人夫妇。两个人都属于一点五代华人移民，十来岁的时候随父母移居意大利，一直持有中国国籍。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十四岁的女儿，一个十一岁的儿子，都是在意大利出生长大，算是移民三代，但是都还是中国公民，因为意大利并不像美国那样有出生公民权。出生在意大利的移民子女必须要等到年满十八岁，才能选择是否加入意大利国籍。我问那个十四岁的女孩：“再过四年，你就可以选国籍了。到时候打算入意大利籍吗？”她毫不犹豫地用流利的普通话回答：“当然不入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哪怕我拿了意大利籍，意大利人也不会当我是意大利人，到时候我也不是中国人了，那我就什么都不是了。”我对她的回答印象非常深刻，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已经在认真思考“我是谁”的问题。

　　邓婷：我就从“全球中国”（Global China）这个概念本身谈起吧。近年来，“全球中国”作为一个研究议题成为欧美学术界的显学，反映的是中国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后的经济崛起和地缘政治重塑，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关注，甚至某种程度上的焦虑，其中也包括所谓“”的叙事。不过，在我看来，中国从来就是全球性的，这并不是一个新近出现的现象。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即便是在相对封闭的年代，中国民间与外界之间的商贸往来与人员流动也从来没有真正中断过。可以说，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是一种持续性的历史存在，而这种全球性与海外华人密切相关。正如历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在《他者中的华人》一书中所写的：“无论是脱离华人移民史的中国史，还是脱离中国史的华人移民史，都无法构成一个完整而自足的研究领域。”

　　因此，我始终尝试在自己的研究中嵌入一种全球性的视角。这种全球史观提醒我，任何个案都不应被孤立看待，也不应以单一的文化视角去理解，而是要放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情境中，并引入比较的视野来分析。比如，华人经营意大利咖啡吧这一现象，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窗口中，在地方和全球多重尺度的交织下，多种结构性力量汇合的结果。回顾历史，海外华人也从来不是只开餐馆、做贸易，或者贩卖某种“中国性”。比如，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华人男性经营的洗衣店在美国十分常见。这一现象的背后，是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排华法案所带来的就业限制，以及美国白人性别化的劳动分工观念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一种特定的结构性机会。而华人洗衣店后来逐渐消失，同样也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包括家用洗衣机的普及，以及华人子女的阶层上升等。

　　再比如，我之前提到的，不少意大利华人往往将华人群体的经济成功以及中国的崛起，归因于中国人吃苦耐劳等所谓的文化品质和价值观，也就是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一分析框架在学界其实也有一定的位置。文化视角固然重要，不过文化决定论往往会遮蔽其背后的结构性条件与运作机制。如果我们引入比较性的视野，去观察和了解其他移民群体，就会发现，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但处于相似社会阶层，并面对相似结构性约束的移民群体，往往会发展出类似的生存策略，动员类似的族群资源，并展现出类似的主体性。这种共性，显然无法用文化本质主义来解释。所以，在研究中跳出民族中心主义，跳出一种“中国中心”的分析框架，往往会有助于我们更接近问题的结构性本质。

　　我所理解的 “全球中国”，是一个多方向、多维度展开的过程，既有自上而下的国家叙事和宏观结构，也有自下而上的个体经验和草根叙事。目前关于“全球中国”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家资本、经济秩序与地缘政治等的宏大议题。很多海外华人的微观实践，比如我研究的在意大利经营咖啡馆或者从事快时尚生产的华人，同样构成了“全球中国”的另一个重要面向。这些海外华人，既是 “全球中国”的亲历者，也是自下而上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一位华商曾对我直言，华侨和中国的关系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这里既有民族情感，也指向一种非常现实的利益共生关系。虽然海外华人并非千人一面，但其经济活动、跨国网络、文化消费、身份认同实践，包括其中的差异性与复杂性，都构成理解“全球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管在欧洲还是中国，早期的咖啡和咖啡馆都与“现代性”紧密相连。十七世纪的早期欧洲咖啡馆，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新型公共空间，代表着一种新兴资产阶级男性主导的市民文化。这些咖啡馆后来也成为启蒙运动时期传播进步思想和革命理念的重要场所。在意大利法西斯时期，新改良的espresso咖啡机更是被视为未来主义所推崇的“速度”与现代性的象征。在中国，咖啡同样与现代性的想象交织在一起。在我的记忆里，直到九十年代，咖啡还是一种相对稀罕的舶来品。除了上海等大城市中延续民国咖啡馆记忆的“老克勒”文化外，对生活在中小城市的普通家庭而言，更常见的是雀巢速溶咖啡。后来，逐渐普及的那种带简餐的“上岛咖啡”成为我和其他假期返乡的同学聚会叙旧的地方。再后来，是星巴克在中国市场的扩张，以及近些年中国本土咖啡连锁品牌的兴起以及“咖啡热”的出现。很长时间以来，咖啡是洋气的、城市的、现代的、“小资”的。即便到了今天，在中国的语境下，咖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代表着一种年轻中产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符号。

　　不过，尽管咖啡在两地都与城市现代性密切相关，中国和意大利的咖啡文化形态却并不相同。在意大利，咖啡吧长期以来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交空间。以espresso为核心的传统咖啡吧，更是与意大利二战后的人口迁徙和工人阶级市民文化深度交织，成为日常公共生活的重要场域。而在中国，咖啡馆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女性主导的消费空间。即便如今咖啡价格已趋于日常化，咖啡依然与城市中产阶层的现代性想象紧密关联，承载着时尚、精致与自我提升等象征意义。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茶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商业语境中，茶似乎表达着一种男性气质与权威感。很多男性企业家的办公室里，都会摆放一张茶桌，用于商务接待与人际交往。另外，不仅华人在意大利本土复制咖啡吧的形态，意式咖啡文化也被一些华人带回了自己的家乡。在温州、青田和福建等地，我们都能看到意式咖啡和咖啡馆的身影。

　　邓婷：我对意大利华人快时尚行业的研究兴趣，源于此前在研究咖啡吧时一些未能完全解答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华人与其他移民群体之间的跨族裔互动关系。我在《中式浓缩咖啡》一书中已经对这一问题有所讨论，但是在咖啡吧的特定场域中，这种互动关系主要是通过主客关系来体现，也就是华人家庭如何与作为顾客的非华人移民发生碰撞和交往。但是，我当时在田野的过程中也了解到，在纺织和餐饮行业，不少华人雇主会雇用来自南亚、非洲、东欧等地区的移民，并且已经出现了不少劳资纠纷。这种华人雇佣非华人移民劳工的现象，现在在美国也变得相当常见。比如，在中餐馆或华人超市里，常常可以看到来自中美洲的移民劳工，通常做着薪资更低、更为底层的工作。所以，我感兴趣的是，同样作为身处社会边缘的移民群体，华人移民与其他移民之间的种族与文化等差异，是如何与劳工关系交织在一起的，而这些差异又是如何在日常实践中，或协商或强化的？快时尚行业正好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口，也延续了我此前关于跨族裔互动的研究兴趣。另外，多国劳动力在快时尚产业中的汇聚，也让我有机会以一种比较的视野，进一步探讨不同群体之间对于“劳动”（labor）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实践的观念碰撞，以及由此产生的族裔张力。

　　有趣的是，这两个领域中的华人，在其移民历程上其实彼此关联。我访谈过的不少华人咖啡吧老板，早年都曾在普拉托或其他工业区的服装外包厂做过工，或在街头集市上兜售过快时尚产品。他们常说“做服装太苦了”，而开咖啡吧、过一种更为体面的城市生活，则被看作一种“向上”的流动。所以，研究快时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到了许多意大利华人的移民“原点”。在普拉托这样的纺织业中心，同时也是华人高度聚集的地方做研究，让我得以追溯华人移民及其产业链在过去三四十年间所经历的深刻变化。如果说咖啡吧展现的是华人如何学习并“复制”意大利的核心文化形式，从而在当地社会中谋生与嵌入，那么快时尚行业则呈现出另一图景，也就是华人移民如何建立并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一整套以“意大利制造” 为名的快时尚跨国供应链。这种主导性，是我在咖啡吧研究中未曾观察到的。

　　邓婷：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不仅限于学术界，也能够扩展到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有意识地在学术性和可读性之间寻找平衡。我在中国出生长大，而我所写的既是意大利文化，也是海外华人的经历。很多关于咖啡或欧洲城市文化的历史细节，对我而言，是在研究过程中掌握的新知识，所以我一开始会写得非常细致。但当我把稿子交给来自欧美的导师、同事或朋友阅读时，他们却会指出，有些部分写得过于详细，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是“常识”。相反，一些我认为无需过多解释的地方，他们却觉得需要展开。这种反差也让我意识到，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不同，对文本的期待也自然不同。另外，由于我长期旅居海外，很多经验已经内化，有时也会迷糊，分不清哪些是中国读者知道的，哪些是英文读者知道的。可以说，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本身，对我而言，也是一种跨文化实践，同样也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重新审视并反思自身所处的位置和经验。

　　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并不算一帆风顺。最终有幸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合作，整个出版流程清晰而高效，让我感觉很安心。和我有过交流的几家大学出版社都会关心一个问题：书稿与我的博士论文有何不同。在他们看来，未经修改的博士论文通常是达不到出版要求的。因为博士论文面向的主要是论文评审委员会，写作时往往需要罗列文献综述来证明自己的知识储备，难免就出现文献堆砌的情况。而书稿的读者则更加广泛，也有更多的时间去打磨文本。书稿更重要的是讲好一个故事，而不是向谁去证明什么。如今的这本书和博士论文相比，可以说是“面目全非”。比如，我的博士论文原本更侧重于讨论“族裔创业”（ethnic entrepreneurship）和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但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种族”（race）才是贯穿全书的一个核心维度。

　　同行评审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两位评审人从一种“外部视角”出发，为我提供了非常中肯而细致的反馈。比如，其中一位指出，我需要更深入地与“欧洲研究”的相关文献展开对话，而另一位则提醒我，需要同时“拉近”和“拉远镜头”进行分析。这些意见促使我在呈现更细腻的民族志的同时，跳出具体案例本身，进行更宏观的理论思考。换句话说，如果一个读者对中国、意大利或咖啡本身都不感兴趣，为什么还要读这本书？这个问题迫使我直面许多人类学者都会遇到的那个核心追问——“那又怎么样？”（So what?），从而让书稿不止于个案描写，而是能够与更广泛的人类学产生对话。

　　关于海外访学，很难一概而论，因为个体差异以及对象国的社会环境差异都非常大。比如，我发现意大利和美国的留学生生活与体验就很不一样。除了少数位于大城市的大学，美国很多高校都在相对偏僻、公共交通不便的郊区或者大学城；而意大利和其他很多欧洲的大学往往与城市融为一体，生活便利，公共交通也相对发达。在美国，种族与族裔区隔相对明显。华人和华人聚在一起，拉丁裔和拉丁裔聚在一起，也很少有人会质疑你是否 “融入”。但在欧洲，“融入”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社会往往对移民抱有“融入”的期待。在我看来，“融入”这一概念本身就带有居高临下的主人姿态，是值得被批判的。每个人都应当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另外，对于初来乍到的留学生或者访学的学者来说，自然会倾向于待在背景相似的中国人圈子里。这一点其实与其他类型的移民群体并无本质区别。毕竟，族裔社群往往是新近移民最主要的社会资源，能够在情感支持、信息获取、生活安顿等多个层面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当然，既然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不妨保持一份好奇心，多去探索与理解。把海外访学当作一次难得的田野调查机会，不论是机遇还是挑战，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经历，都是田野的一部分，也都是宝贵的经验和反思的契机。在这期间，可以试着做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式观察者”。与其问 “他们怎么这么奇怪”，不如思考“他们为什么不一样”。这样，我们或许能摆脱带有审判意味的视角，更深入地理解某种现象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运作逻辑与因果机制。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有意思。